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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建秋
何建秋 原创2026-7-2 18:09 · 907 阅读

韩国万亿筑墙,芯片守城?

导语 韩国这一次真正担心的,可能不是AI周期会不会结束,而是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日本。 6月28日,韩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中被淘汰出局。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球队“辜负了国民期待”,要求韩国足协彻查失利原 ...

导语

韩国这一次真正担心的,可能不是AI周期会不会结束,而是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日本。

6月28日,韩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中被淘汰出局。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球队“辜负了国民期待”,要求韩国足协彻查失利原因。

一天之后,他出现在另一场更关键的发布会上。

这一次,站在他身边的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、SK集团会长崔泰源。三人同台,李在明90度鞠躬,感谢两家企业的巨额投资计划。

韩国政府与三星、SK抛出了一份规模惊人的产业投资方案:总额1461万亿韩元,约合人民币6.4万亿元,相当于韩国GDP的2.33倍。其中,半导体生产是最核心去向,仅西南地区半导体生产基地一项,就计划投入800万亿韩元。

如果只看表面,这似乎是AI浪潮下的顺势加码。

过去两年,AI算力需求拉动存储芯片进入超级景气周期,价格持续上行,HBM、DRAM、NAND都重新站到产业聚光灯下。对韩国这样的存储强国而言,这本该是一个收割利润、控制供给、延长高景气的阶段。

但问题恰恰在这里。

韩国半导体过去最擅长的打法,是逆周期投资:在行业低谷、同行收缩时,三星和SK海力士加大资本开支、扩建产能,用更低成本和更强耐力熬出竞争对手;等周期反转,新增产能释放,企业再以更高价格拿走超额利润。

现在,行业处在顺周期,韩国却提前押上更大筹码。

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扩产动作,更像一次防御性豪赌。韩国担心的不是今天赚不到钱,而是明天坐不稳。

要理解这种焦虑,必须把时间拉长,回到东亚半导体四十年的竞争史里看。

存储芯片从来不是温和生意

半导体不是一个靠灵感取胜的行业,它首先是一门资本密集型生意。

一座晶圆厂动辄数百亿美元,厂房、设备、工艺、流片、良率爬坡,每一步都需要持续烧钱。更重要的是,烧钱不一定成功,但不烧钱一定没有机会。

所以在东亚半导体史上,真正能上牌桌的玩家,背后几乎都有“国家意志+产业资本”的组合。

日本是第一个把这套模式跑通的国家。

1970年代初,IBM宣布研发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“未来系统”,美国技术优势进一步扩大。与此同时,美国政府施压日本开放计算机和半导体市场。对当时的日本而言,这几乎是一场“半导体黑船事件”。

日本很快做出反应。

1976年,日本通产省牵头,联合日立、NEC、富士通、三菱、东芝五大公司,筹集720亿日元,约合2.36亿美元,成立“VLSI技术研究所”。

目标只有一个:追赶美国。

这套模式的效率很快显现。到1982年底,日本64K DRAM已经占到国际市场66%;到1980年代末,日本拿下全球DRAM市场约80%的份额,把英特尔等美国厂商逼得不断后退。

那时的韩国,还不是日本认真对待的竞争者。

但就在日本半导体最强势的时候,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在东京宣布进军半导体。他说,希望以韩国民族特有的强韧精神和创造力推进半导体事业。

这就是后来被反复提起的“东京宣言”。

当时没有多少人把这句话当回事。英特尔嘲讽三星是“夸大妄想症患者”,日本三菱CEO更直接表示,半导体产业根本不适合韩国。

从现实看,这种轻视并非毫无根据。那时的三星只能生产家电用低端集成电路,没有成熟DRAM产线,也没有完整技术体系。

但半导体行业最危险的地方在于,领先者常常低估后来者的耐心。

为了拿到入门技术,三星向美光、夏普等公司派出大量研究人员。过程并不体面。美光曾口头承诺以400万美元提供落后设计图纸,随后以“偷看文献”为由反悔,并将三星人员赶出公司。夏普表面允许三星学习,实际严加看管,不让其接近最新产线。

有三星研究员甚至只能靠手指间距、身高和步伐数,记录工厂面积和产线参数。例如,他量出一条产线宽30步、长222步。

后来,曾在三星半导体工作多年的人回忆说,这些数据对于建设高科技工厂显然远远不够。

但就是这样一个起点,在不到十年后改变了全球DRAM格局。

配图 1

日本输在技术之外

日本半导体的衰落,并不是因为技术突然不行了,而是产业逻辑变了。

1980年代,日本DRAM厂商的核心优势是极高品质。那时的主要客户是银行、铁路、电话电报公司,它们对DRAM的要求很简单:绝对不能坏。

日本企业把这种品质做到极致,也凭此击败美国,占据全球DRAM市场高点。

但1985年《广场协议》之后,日元大幅升值,日本出口竞争力被削弱。1986年,美国又对日本半导体企业发起反倾销诉讼,双方最终达成出口限制协议。日本半导体产业被迫戴上枷锁,扩张能力受到明显限制。

与此同时,市场需求也发生转向。

进入1990年代,个人电脑开始取代大型机成为主流。PC是消费电子,不需要25年零故障的“航空级”品质。用户真正需要的是更便宜、更大规模、更快迭代的产品。

这时,日本的“极致品质”反而变成负担。它带来更高成本、更慢反应速度,也让企业在价格竞争中失去弹性。

韩国看准了这个窗口。

1983年,韩国政府启动“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共同开发计划”,由韩国电子技术研究所牵头,三星、现代、LG等大企业参与,并联合6所大学,三年投入1.1亿美元,其中政府承担57%。

这本质上是韩国版的“举国体制+产业资本”。

1992年,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个64M DRAM,超过日本NEC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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